作家简介
维克多·佩列文（.11.22－），俄罗斯作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获奖无数。以他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在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剧院上演，好评如潮。法国一家杂志将他评为当代名最著名的世界文学活动家之一。
俄罗斯著名作家维克多·佩列文中篇小说《*箭》简介
一大早，主人公安德烈在一辆火车上醒来。车上的乘客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凡的生活。活着的人为了生计，与列车长勾结，倒卖车上的物资谋利，死去的人给放在叫做杯托的板子上，被人们推出窗外，葬于杂草丛生的路基中。关押着罪犯的车厢门锁紧闭、装载着吉卜赛人的车厢拥挤不堪……富人、穷人、成人、孩子，这辆永不停止的列车，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不知来处，不知归途。
安德烈行走在列车中，所见所闻促使他不断思考，思考着如何从这辆开往废桥的列车脱身，如何从渺茫的生活中脱身。
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作家用特殊的视角探讨了悲悯人生和必然生死的问题，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小说的写作手法也很特别，开篇第一章的序号是12，以后依次递减，最后一章的序号是0。
*箭（上）
（俄）维克多·佩列文译者：郭丽姝
12
早上，安德烈又被乱七八糟的声音吵醒了。在卫生间排队的人起劲地交谈着，队伍挤满了走廊；孩子的嚎哭声透过单薄的壁板传来；旁边的人鼾声大作。有那么几分钟，他真想对抗这即将开始的一天，可是这时广播又响了。乐声奏起。这声音好像是从某个大食堂的炒锅里倒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扬声器贴着脑袋说，“以什么样的心情投入到新一天的早晨当中。希望您今天过得轻松愉快、洒满阳光。这是爱沙尼亚著名歌手古娜·达玛斯送给您的祝福。”
安德烈垂下双腿，在地板上摸索自己的皮鞋。旁边沙发上，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还在打呼噜，从他的肩膀和屁股的起伏来看（屁股上盖着印有蓝色三角形印章的床单），他至少还得在摩尔莆神的怀抱里待上一小时。看得出来，无论是古娜·达玛斯的早间祝福还是走廊里的声声吵闹，都跟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没关系。不过他的存在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对安德烈来说，新的一天就这样避不可免地开始了。
他穿上衣服，喝光半杯凉茶，从钩子上扯下绣着双头鸡图案的毛巾，拿起洗漱包来到走廊。排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阿维尔的大胡子高加索山民。不知为什么，他的大圆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宽厚神情，就连从掌心里支棱出来的牙刷，都好像成了一支短剑。
“我在你后面，”安德烈说，“我先去抽只烟，好吧？”
“行。”阿维尔闷闷不乐地说。
当沉重的房门啪地一声在身后关上时（门上的字“机车—冠*”刻满了划痕，门上镶着一扇吐得脏兮兮的小窗）安德烈才想起来，昨天他的烟就抽完了。幸好门后坐着一个快手*徒，周围还站着几个人。安德烈向围观者要了一根“道路”牌香烟，在旁边站定。
快手*徒年纪很大，满脸皱纹，像一只垂死的猴子。一个要饭用的空啤酒罐比他在硬纸板上慢慢移动的那三只褐色的塑料小杯子更适合他。不过也许他是位族长和老师，因为他的助手神态威严、块头很大。助手有两个人，都穿着由中国*治犯用极低劣的皮革缝制的红夹克。他们像模像样地争吵着，彼此推推搡搡，轮番从主人那里接过崭新的五千卢布。主人把钱递给他们的时候一言不发，眼皮都不抬一下。
安德烈走到一旁，靠在窗边的墙上。广播说得没错，今天的确阳光灿烂。倾斜的*色光线有时会落在快手*徒稍稍抬起的秃头上，使他脑袋上仅存的几绺花白头发有那么一会儿变成了耀眼的光环，就连他在纸板上方操控的动作都好像成了某种失传宗教的神圣仪式。
“嗨，”一个助手抬起头来说道，“你冒什么烟？空气本来就够浑的了。”
安德烈没吱声。他想，可以给报社写封信，就说，兄弟姐妹们，我听说连咱们的空气也变浑了。
“你聋了吗？”助手挺直身子，又问了一句。
安德烈还是没说话。其实助手根本没权利这么做，因为这地盘是别人的。
“我转啊转，就想多赚。”快手*徒突然哑着嗓子说道。
这显然是个暗号。助手心领神会，猛一甩头，立刻又跟搭档吵了起来。安德烈最后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在他们脚下。
正好排到。阿维尔不知道哪儿去了，安德烈前面只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没想到她们很快就完事了，没用久等。
安德烈关上门，拧开水龙头，看了看镜子中自己的脸。他想，最近五年这张脸不知是成熟了还是老了，多半是落伍了，就像肥腿裤子、超然静坐和“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落伍了一样。最近出名的都是些特别另类的人，很有战前30年代的风格，还引发了很多超前的结论。安德烈不再去想这些结论。他刷完牙、飞快地洗漱完毕，回到自己的房间。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已经醒了，正坐在桌旁一边抓痒痒，一边翻阅过期的报纸《道路》。那是安德烈昨天用一罐啤酒从一个吉普赛人那儿换来的，还没来得及读。
“早上好，安德烈！”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道，用一根手指戳了戳报纸。“这上面写的：应该说，雪人的存在确有真凭实据。”
“早上好，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安德烈说道，“那是胡说。您今天又打了一宿呼噜。”
“你撒谎。是真的吗？”
“真的。”
“那你吹哨没？”
“吹了，吹了，”安德烈回答，“怎么能不吹呢。可是没用，只要您翻过身来平躺着，就开始打呼噜，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您最好把自己绑起来，好一直保持侧卧。还记得去年您是怎么做的吗？”
“记得，”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当时我还年轻，现在那样我可睡不着。唉，真倒霉，太伤脑筋了。跟你说，安德烈老兄，在这些混帐改革之前，我从来不打呼噜。没关系，咱们再想办法。”
“那上面还写什么了？”安德烈朝报纸点点头问道。在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还没开始回忆改革前那些事情的时候，最好改变他的思路。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用手指划过有点发绿的报纸，嘴里骂骂咧咧地，开始复述起一篇进步文章来。安德烈一边点头一边提问，同时开始思考今天的计划。首先得去吃个早饭，然后要到可汗那里去。有一件想不明白的事要请教他。
11
餐厅里还没人（这地方又窄又长，有十张不太像样的小桌子），但是能闻到一股焦味，好像有什么臭哄哄的东西烧糊了。安德烈在窗边自己的老位置上坐下，背对着收银台，眯起眼睛避着阳光，看了看菜谱。菜谱上只有*米粥、茶和“阿塞拜疆白兰地”。安德烈遇上侍者的目光，点了点头。侍者指着一只克左右的小玩意儿，笑了笑，算是发问。安德烈摇了摇头。
炎热的阳光照在粘满油腻污渍和食物残渣的桌布上。安德烈突然想到，这数百万道光束太不幸了。它们从太阳表面出发，透过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穿越厚厚的天空，就是为了在昨天那恶心的剩汤里结束旅程。这些从窗外斜射进来的*箭完全可能是有意识的，它们希望有更好的结局，但是也明白这份希望相当渺茫，就像人一样，在自己的命运中必须承担各种苦难。
“也许，在某个人看来，我自己就是这么一支落在桌布上的*箭。而生活只不过是脏兮兮的玻璃窗。我穿过窗户一路飞来，就这样下落、下落，*知道在到达盘子之前，我已经朝着桌子下落了多少年，而有个人正看着菜谱，等着他的早餐……”
安德烈抬起眼睛，向角落里的电视看去。电视里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在三个褐色的麦克风前面无声地张着嘴巴。之后镜头一转，两个人疯狂地在另一个麦克风前推来挤去，以无耻的俄式弗洛伊德派头抓着对方一模一样的红领带。
侍者走过来，把早餐放在桌上。安德烈看了看铝盆，里面是*米粥和一块化了的奶油，好像一个小太阳。安德烈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可是一想到下次来这里至少得等到晚上，只好勉强把热粥咽了下去。
第一批顾客到了，餐厅里逐渐充满了他们的声音。安德烈觉得，安静的感觉其实并没有被打破，只不过它的旁边出现了一些牵扯人们注意力的刺激物罢了。安静就像他铝盆里的*米粥一样又绸又粘，它改变了声音的形状，使那些声音在它的背景下显得断断续续、歇斯底里。邻桌正在大声谈论雪人的事，好像昨天有一个疯老太婆看见了雪人。一开始安德烈还听听他们说什么，后来就不听了。
一个面色红润的男子在他对面坐下。这名男子花白头发，穿一件中规中矩的黑色制服，翻领上有几个银色的小十字架。
“用餐愉快。”这人笑了笑，说道。
“得了吧。”安德烈说。
“您干嘛这么没精神？”邻座吃惊地问道。
“您又为什么高兴呢？”
“我不是高兴，”邻座答道，“我是快乐。”
“我也是，”安德烈说，“不是没精神，是在想事情，坐在这儿沉思。”
安德烈喝完了粥，把茶杯拉到眼前，搅动里面的糖块。邻座仍面带微笑。安德烈觉得他又要开口说话了，于是把勺子搅得更快了。
“想事情，有时候沉思，”邻座挥了一下手臂说道，“当然是有益的，在生活中往往也很有必要。但是一切都取决于这一过程因何而起，也就是说它的源头在哪里？”
“怎么，”安德烈问，“难道有各种各样的源头吗？”
“您在冷嘲热讽，可是这些源头的确存在。通常人们总想独自解决某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只是他不知道，或者不明白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安德烈喝光了茶。
“也许，”他说，“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只是因为傲慢和愚蠢才不愿意承认。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孤*奋战的话，终归势单力薄。他需要支持，需要让他的存在有意义。他得在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上看到至高和谐的投射，需要日复一日地在周围看到这一点。”
他用一根手指敲了敲窗户。安德烈顺势望去，看到一片森林，在它后面远远的地方，也就是地平线的尽头，有三个生锈的大烟囱直耸云霄，那是发电厂或工厂的烟囱。烟囱非常大，像是特大号的水杯。安德烈笑了。
“您笑什么？”邻座问道。
“是这样的，”安德烈说，“我在想象有那么一个巨人，拿着手风琴，喝得醉醺醺地，跟天空一样高大，可是很迟钝、站立不稳。他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傻乎乎地唱着歌，已经唱了很久很久。手风琴上溅满油污、闪闪发亮，当下面的人发现这光亮时，把这叫做至高和谐的投射。”
邻座稍稍皱了皱眉。
“跟您说吧，这一切并不新鲜，”他说，“造化有等级、世界不完美等等，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就明白了。总之，诺斯替教。但它永远不会给您带来幸福，明白吗？”
“可不是嘛，”安德烈说，“这个词真吓人。那什么能让我幸福呢？”
“通往幸福的路只有一条，”邻座语重心长地说道，用叉子在饭盆儿里戳了戳，“在这一切之中找到真义和美好，屈从于崇高愿景，只有那时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
安德烈本想问问应该屈从于谁的愿景，屈从于什么愿景，可是一想到邻座回答这个问题时必定会塞给自己一种小册子，就不作声了。
“也许您说得对，”他说着，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谢谢您的话。对不起，我只是一早起来心情就不好。看得出来，您是个有学问的人。”
“这是我的工作，”邻座说道。“谢谢，这个送给您作纪念。”
邻座递给他一本彩色的折叠小册子。册子的封面上画了一个难看的粉红色耳朵，一个有两只小翅膀的亮晶晶的金属音符（显然带着至高和谐的投射之光）朝耳朵里飞去。耳朵的尺寸大约有12口径。安德烈道了谢，把小册子放进口袋，向门口走去。
他并不急着到哪儿去，可还是走得很快，时不时因为碰到别人而道歉（一天之中的这个时候，总有很多人在狭窄的走廊里闲逛）。人们微笑地望着窗外，点点阳光在他们的脸上频频跳动。不知为什么，有特别多年纪轻轻却已发胖的女人。她们都穿着土耳其式运动服，身边围着一大群默不作声的孩子，漫无目的地探索着周遭世界。有时候旁边还会出现一些汗衫露在裤子外面的男人，很多人都拿着啤酒。
安德烈觉得新的一天已经抓住了他，迫使他思考很多他根本不感兴趣的事。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周遭世界纷纷扰扰的声音正在毫无遮拦地闯进他的脑袋，像彩票箱里的小球一样来回翻滚，一时间变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一开始，到处都是从看不见的广播里飞出来的难听的歌声，之后又让人不得不对歌声结束寄于某种希望，之后是天气预报。安德烈向旁边游动的窗户斜眼望去，窗外应该正是南风强劲的时节。他几次绕过一堆堆的人（这些人正在围观一个又一个快手*徒的流动祭坛）。最让人吃惊的是，所有*徒和他们的助手都很相像，就连他们的南方口音都一模一样，好像这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从小就学会了在大姆指的肮脏指甲下藏起纤维球、在一块纸板上移动三只倒置的杯子似的。又过了几分钟，安德烈终于来到一扇*色塑胶门前。门上有一个数字“XV”和一条划痕，那划痕很像向上指着的箭头。
可汗正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喝着茶水望向窗外，身上一如既往地穿着那件印有“加利福尼亚天使”字样的黑色运动服。这情景总让安德烈对加利福尼亚是否真有天使产生些许怀疑。安德烈还发现，可汗已经很久没刮胡子了，很像最近走红的三船敏郎。因为是蒙古混血，他的眼睛也是外斜视，这么一来，就更像了。
“你好，”安德烈说。
“你好，把门关上。”
“邻居回来怎么办？”
“他们不回来。”可汗说。
安德烈关上房门，镀镍锁头发出砰地一声巨响。一丝不祥的预感从他心头掠过，因为锁头的咔嚓声很像子弹上膛的声音。之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担心很可笑。
“坐吧，”可汗说，冲着对面的位子点了点头。
安德烈坐了下来。
“有什么新闻吗？”可汗问。
“那个，”安德烈说，“没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最近五年是怎么过去的？”
“为什么是五年？”
“数字不重要，”安德烈说，“我之所以说‘五’，是因为我记得五年前的情形跟现在一样，我也是这样到处逛荡，东张西望，想着同样的事情。下一个五年还会过去，同样的事还会发生，明白吗？……你干嘛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唉，”可汗说，“醒醒吧。”
“我很清醒。”
可汗摇了摇头。
“快点告诉我，”他说，“*箭是什么？”
安德烈吃惊地抬起眼睛。
“这真奇怪，”他说，“我今天在餐厅的时候也想到了*箭，确切地说，不是*箭，而是，而是想到了生活。跟你说吧，那儿的桌布很脏，阳光落在上面，我就想……”
“站起来。”
“干什么？”
“站起来，站起来。”可汗说道，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
安德烈站起身，可汗粗暴地抓住他的衣领，晃了几下。
“想想吧，”他说，“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放手，”安德烈说道，“干什么，你疯了吗？我只是顺便来看看。”
“我们在哪儿？你听见了什么？”
安德烈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衣服上扯下去，疑惑不解地皱起眉头，突然发现自己听见了钢铁互相碰撞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那个直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的声音。
“*箭是什么？”可汗又问了一遍，“我们在哪儿？”
他把安德烈的身子扳向窗户。安德烈看见一排排树冠自左向右从窗前急驰而过。
“怎么样？”
“等等，”安德烈说，“等等。”
他双手抱头，坐在了沙发上。
“我想起来了，”他说，“‘*箭’是开向废桥的火车，是我们乘坐的这辆火车。”
10
“还记得你怎么了吗？”可汗问。
“记不清了，”安德烈说，“只有一些总体的印象，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从哪个包厢来。可是这个人好像完全不是我。我的感觉很怪，好像坐在哪节车厢有什么不同似的，好像如果餐厅的桌布是干净的、或者电视上出现的是其他人的嘴脸，一切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似的。你明白吗？”
“不用解释了，”可汗说，“你只不过暂时当了一名乘客而已。”
安德烈转过身去背对着窗户，看了一眼连廊的墙壁。墙上有一块配电板，上面有两个满是灰尘的仪表盘和一行字“检查每一个……”（后面的字没有了）
“我现在就是乘客，”他说，“你也是。”
“正常的乘客，”可汗说，“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乘客。因此，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是乘客了。他们从来没想过能从这辆车上下去。对他们来说，除了火车什么都没有，仅此而已。”
“对我们来说，也是除了火车什么都没有。”安德烈闷闷不乐地说，“当然，如果不骗自己的话。”
可汗冷笑了一下。
“不骗自己，”他慢慢地重复道，“如果我们不骗自己，别人就会来骗我们了。事实上，能够像你所说的那样‘自我欺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往往情况正好相反，是成就在骗我们。至于说在我们的火车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这一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下去，就当这东西是存在的，就当真的能从火车上下去似的。全部区别就在这儿。可是如果你想把这种区别跟乘客解释的话，他们未必能理解你。”
“怎么，你试过了？”安德烈问。
“试过了。他们甚至不明白他们在坐车。”
“真奇怪，”安德烈说，“乘客竟然不明白他们在坐车。要是有人能听见你的话就好了。”
“可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明白他们心知肚明的事呢？他们甚至不再去听车轮的声音。”
“是啊，”安德烈说，“没错。我也有过这种感觉。我走进餐厅的时候还想过，没人的时候真安静。”
“这就对了。安静、安静，甚至听得见勺子在杯里搅动的声音。记住，当一个人不再听见车轮声、愿意继续坐车的时候，他就成了一名乘客。”
“没人问我们，”安德烈说，“是不是愿意坐车，我们甚至不记得是怎么上车的。我们只是坐车，就这样。什么都没有。”
“有的是生活中最复杂的东西。坐车，但是不当它的乘客。”可汗说。
通向连廊的门开了，列车员走了进来。安德烈认出他就是餐厅的那位邻座，只不过这会儿他戴了一顶大沿帽，肚皮凸出，制服（领章的十字状小锤子又或许是活扳手发出银色的光芒）敞着怀儿，露出深红色毛背心，背心里面是一件黑色制服衬衫。他漫不经心地在手掌里把玩着一根小绳子，绳子上系着象征他职权的东西，也就是一把钥匙，一个有十字形手柄的镀镍小圆柱。跟醉酒乘客打交道的时候，可以把钥匙当成拳套，也能用来开启瓶盖。列车员也认出了安德烈。他咧开嘴笑笑，把三根手指捏成一小撮，往帽舌上放了一下。
“他干嘛呲牙咧嘴的？”列车员走了之后，可汗问。
“嗯，我们吃饭时聊过。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怎么办呢？”
“什么？”可汗问，“你是说列车员吗？”
“不。我是说如果我又当了乘客的话。”
“不再当乘客就是了，就这样。这种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
“什么叫我们每个人？这里有很多我们这样的人吗？”
“我想是的，”可汗说，“应该有很多，只不过我们互不相识。以前的确有很多人。”
“告诉我，你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是听谁说的？”
“不知道，”可汗说，“我没见过他们。”
“怎么会这样？你怎么能从你没见过的人那里知道这些事呢？”
“就是这样。”可汗说。安德烈知道，他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
“他们现在哪儿？”他问。
“我想他们在那里，”可汗说着朝窗外点点头。窗外是无边无际的田野，杂草丛生，经风一吹，好像水面上荡起的波浪。
“他们死了吗？”
“他们下车了。有一天夜里火车停了，他们打开车门下去了。”
“我觉得你弄错了，”安德烈说，“‘*箭’从未停过，大家都知道。”
“听着，”可汗说，“醒醒吧。乘客不知道他们坐的火车叫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乘客，那他们还能知道什么呢？”
9
安德烈一打开门就知道他的车厢出事了。一个包厢的门口站着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一个披黑纱的老妇在哭。广播没了动静，但是从阿维尔的包厢里却传来一阵凄楚的乐声，那儿有一个小麦克风。安德烈走进自己的包厢。
“出什么事了？”他问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索斯金死了，”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把书放下。“正在举行葬礼。”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夜里。阿维尔的包厢会有新人进来。”
“怪不得他闷闷不乐的，”安德烈说，看了一眼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读的书。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早班车上》。
“是啊，”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没错。他本想让自己兄弟进来的，可这事没办成。跟你说吧，有个黑毛找了门路，把自己人全带来了。可是列车长看了看文件说，他已经住在包厢里了，而硬座和卧铺里还有很多人等着排号呢。我倒不太相信他能把卧铺的人安排进来，只不过阿维尔给钱少了，或者没给对人。这回他该长记性了。”
安德烈想起来自己还没买烟呢。
“这书写的是什么？”他问。
“写的是，”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答道，“生活。”
他又埋头读起书来。安德烈来到走廊。尸体已经从包厢里抬了出来，安德烈在窗边站住。从送葬队伍旁边硬挤过去不好，而且一般情况下仪式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两名列车员抬着一块纤维板从敞开的门里走了出来，从板子的边缘可以看见死者苍白的侧脸。那张专门用来办这种事的纤维板两侧涂着红色，镶着黑边，特别像一面葬旗，真不明白为什么民间管它叫杯托。
死者脖子以下盖着一条深红色旧被子，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阿维尔在窗边忙活着，想要打开它，但是没成功。两个男人过来帮忙，他们一起把窗框往下拉，露出40厘米左右的空隙。披黑纱的女人立刻嚎啕大哭起来，有人把她领进了包厢。列车员小心地抬起杯托，把一头儿送出窗外，同时把死者往外推。他们的动作很慢，生怕太快了让在场的人伤心。有那么一会儿索斯金差点被卡住—胸前的床单刮了一下。
透过安德烈旁边的窗户，可以看见死者的头发随风飘荡在路基之上。他的头离路基有三米高，闭了一半的眼睛朝向天空，乌云正渐渐地聚拢而来。脱离车厢的*色墙壁时，死者的头猛地抽动了几次，之后才缓缓地向下坠落。再后来深红色被子的一角从窗外一闪而过，落下时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一个枕头和一块毛巾从窗前飞过。按照惯例，这些东西要随死者一起扔出去。
可以去抽烟了，不过安德烈还是站在原地望着窗外。过了几秒钟，突然倾斜的大片绿色中断了，车轮打在铁轨上的撞击声变得越发响亮，一道道生锈的桥梁支架从窗外疾驰而过，桥架下面是一条宽阔的、不知其名的蓝色河带。
8
餐厅里正在播放音乐，那是一部永无休止的带子，最后一曲《忧郁河上的桥》中间部分总是断掉。安德烈在一张桌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老朋友格里沙·斯特鲁宾，他穿着时髦的斜纹西装，翻领处别着一个翅膀状的交通部徽标。这个东西非常贵，不过格里沙有的是钱。还在共产*当*的时候他就在连廊处贩卖香烟和啤酒，现在生意做得更大了。格里沙对面坐着一个短头发外国人，正从铝盆里喝荞麦鱼子粥。一看见安德烈，格里沙立刻挥起手来。不一会，安德烈就坐在他们身边的空位子上了。最近格里沙更胖、更开心了，头发也更卷了。不过，也许只是给人这种感觉而已，因为他已经有点儿醉了。
“嘿，”他说，“认识一下，这是安德烈，悲惨童年的朋友。这是伊万，成年后的同志和生意伙伴。”
这说明他是个移民，安德烈想。他们默默地握了握手。安德烈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里跟平时的傍晚一样，净是些醉醺醺的芬兰人和阿拉伯人。
“来点儿不？”格里沙问。安德烈点了点头，格里沙从瓶子里倒了三大杯“铁路人”酒。
“为咱们的生意干杯。”伊万举起酒杯说道。
“对，”格里沙说道，朝安德烈眨了眨眼睛。“生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从发音上大概能猜出来，”安德烈碰了碰杯，说道。最近这种词儿我听得太多了。生意、诺斯替教、有价证券、食粪癖。”
“别卖弄学问了，”格里沙说，“还是喝点吧。”
“对，格里高利，”伊万说道，喝干了酒，呼出一口气。“我都忘了，听着，有人能提供一大批印有萨达姆·侯赛因肖像的厕纸，是战后剩下来的，需求下降了。非常便宜，你们这儿能卖多少钱？”
“可能很值钱，”格里沙说，“可是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伊万，这事无利可图。厕纸的实际市场很小，只有东北用。所以不值得干。”
“那硬座和卧铺呢？”伊万问。
“硬座里的人根本用不着，而现在因为通货膨胀，卧铺也改用报纸了。”
“好吧，”伊万说道，“卧铺的情况明白了。那包厢呢？那里也……”
“目前还行，”格里沙答道，“但是这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区别。我告诉你，没有新人能打进去。”
“为什么？”伊万问，“你要是卖便宜点儿呢？”
“这怎么可能呢，万尼亚？你肯定是《财*时报》看得太少了。我要是低价出售，哪怕就卖出一卷，他们就能活活把我扔出窗外。我说了，无利可图。”
“可总不能一辈子都卖香烟和啤酒吧，”伊万吸着烟说，“得干点大事。铝的事儿弄清楚没？”
“嗯，”格里沙回答，“这件事似乎可行。”
“说说看？”伊万问。
“外汇-卢布-外汇-外汇-外汇，”格里沙说。
有那么一小会儿，伊万把脸颊皱起，好像在看着远方一个刺眼的东西。
“啊哈。”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计算器，埋头盘算起来。
“怎么样？”安德烈小声问格里沙。“情况如何？”
“别急，别急，只要付钱给老列车员，他就会把茶勺注销。这人很认真，只收外汇，条件是得把勺子折断，因为完整的勺子无法通过连廊边检。总之，他们会找麻烦的。这么一来就需要切汇的人，他们拿卢布，大约是老列车员提成的10%左右，这部分就叫做外汇-卢布。还有三个地方需要花外汇，车厢总部、连廊边检，还得交保护费。”
“他是怎么算的？”安德烈小声说道，朝伊万点点头，“他怎么知道该给谁多少钱？”
“报纸上每天都刊登汇率，”格里沙说，“买进和卖出的汇率。你到底在哪儿生活，啊？我觉得你早就脱离现实了，总跟那个可汗混在一起。对了，这是他的外号还是名字？”
“名字，”安德烈说，“他的外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告诉你，叫紧急制动阀。”
“这是什么玩意？”
“是锅炉上的一种零件，”安德烈说，“放蒸气用的，他以前在锅炉房上班，烧热水的。”
“天呐，”格里沙说，“锅炉房。我看你跟*官都能交上朋友。”
伊万抬起头。
“还行，”他说，“咱们干吧。*铜怎么样？”
“有点儿难，”格里沙回答，“大致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所有杯托都是按号登记的，每注销一个都需要单独的文件。这事得付钱给副列车长，可我跟他没有直接的交情。我跟他的秘书提起过，可这人胆子太小了，一听到是杯托，马上就转移话题了。”
“他明白你的意思没有？”伊万问。
“还没有，我看他脑子不灵。”
“好吧，”伊万说，“勺子的事明天就干，*铜的事以后再说。”
他站起身，礼貌地告了别，向门口走去。格里沙目送他离开，转身对安德烈说：
“我前一阵子去过他家，”他说，“你能想象吗，他的车厢只有三个包间，每个包间都有单独的浴室。生活水平当然就……”
“生活水平，”安德烈问，“是什么意思？”
“行了，安德烈，”格里沙皱着眉头说，“我就不喜欢你装疯卖傻的样子，咱们还是喝酒吧。”
“好。你老实告诉我，做杯托的买卖就不害怕吗？”
格里沙刚要开口，却突然陷入了沉思，甚至半闭上了眼睛。有那么几秒钟，他的脸孔呆滞不动，像死灰一般，只有一头卷发在从敞开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缕气流中微微地晃动着。
“不，不害怕，”他终于说道，“但是安德留沙，我不会昧良心的。”
7
“可汗，”安德烈说，“你还是得告诉我，你怎么能从那些你从未见过的人那里了解信息呢？”
“要想从一个人那里了解信息，不一定得看见他。可以收到他的来信。”
“哦，你收到过这样的信？”
可汗点了点头。
“能给我看看吗？”安德烈问。
“行，”可汗说，“但是得走很久。”
每往东走一节车厢，卧铺的走廊就越凌乱，把挤满了人的隔间和过道分开的帘子就越脏。这种地方总是相当危险的，即便在早晨也一样。有时候得从酒*身上跨过去，或者给那些没来得及上床睡觉的人让路。接着是硬座车厢。奇怪的是，这里的空气更新鲜，迎面遇见的乘客也更干净。这里的男人都穿着粗布运动服，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萨拉凡。他们的座位都用自制屏风隔开，铺在地下的报纸上放着纸牌、鸡蛋壳和切开的猪油。在一节车厢里，有三个地方同时有人在弹吉它，唱的好像是同一首歌，格列比翁希科夫的《火中的列车》，但唱的地方不一样：这伙人刚开始唱，另一伙已经快唱完了，而第三伙则醉醺醺地反复哼着副歌，还唱错了，把“再也无处可逃”唱成了“这是火中的列车，我们再也活不下去了。”
“其实，那些信，”可汗说道，从又一个晾衣绳儿下钻了过去，“你自己也收到过很多次，甚至可以说每天都会收到。其他人也一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安德烈说，“我从来没收到过什么信。”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叫‘*箭’？”
“没有，”安德烈回答，“你知道的，我想听你说。”
“想想吧。”
五颜六色的窗帘后面的声音，渐渐变成了明显的南方口音。囚犯车厢后面（一个身穿棉袄、头戴制帽的列车员手持武器，在上锁的房门前走来走去）是严重超员的硬座车厢。车厢里一半是垃圾一半是茨冈人，脏兮兮的吉普赛小孩满地乱爬。再后面是空车厢，据说以前这里也有人，不过现在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净是刀痕的长凳和满是弹孔的、烧黑了的墙壁。车厢内有一半的玻璃窗已经碎了，冷风从破洞里吹进来，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有旧鞋子、废报纸和碎瓶子。安德烈刚想问问还得走多久，这时可汗转过身来。
“就快到了，”他说，“下一个连廊就是。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安德烈说，“也许有点儿神话的意味吧。也许在某个夜晚，当所有车窗都灯火通明的时候，它从旁边看上去像一支疾驰的箭头。可是得有人从旁边看见过它，之后再回到车厢里才行。”
“它不只是从旁边看上去像一支箭头。”
他们走进连廊。可汗往左边迈了一步，默默地打开一扇小门。门后是一只生锈的炉子，炉口一片漆黑，装着压力表的管子弯了，表上挂着一块干硬的抹布。边境线前面的最后几节车厢早就没有热水了，而自从重新挂车之后，这只炉子好像十年没烧过了。
“在角落里，”可汗说，“在墙上，点根火柴。”
安德烈挤进又黑又窄的空间内，划着一根火柴。墙上有一些带划痕的彩色字迹，非常陈旧、依稀可辨。这是几个用大写印刷体字母竖行书写的句子，很像一首诗：
那个离开此世的人，
将之喻为*色尘埃。
你的身体宛如伤口，
而你自己就像疯子。
这整个世界—
是一支刺入你身体的
*箭。
*箭就是，
你乘坐的列车，
直奔废桥而去。
“谁写的？”安德烈问。
“我怎么知道，”可汗说。
“可是你总该猜到吧。”
“不，”可汗说，“这并不重要。我已经说了，到处都是信，只要有人读就行。比如‘地球’这个词，就是一封有同样意义的信。”
“为什么？”
“想想吧。想象你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房子、栅栏、桥架、柱子，简而言之，就像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文华。”
“文化。”安德烈纠正道。
“对，而这文华的大部分是由死人、瓶瓶罐罐以及床上用品组成的大杂烩。在某些层面上，是向上的草。这也叫做‘土地’，是骨头腐烂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叫法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地球的居民，来自阴间的生物，明白吗？”
“明白，”安德烈说，“怎么能不明白呢。听着，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从哪儿上车的？这辆火车从哪儿开过来的？”
“不，”可汗说，“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么从车上下去。你去问问列车员，他们会跟告诉你火车是从哪儿开过来的。”
“对，”安德烈若有所思地说，“他们会告诉我的，没错。”
“咱们回去吗？”
“我在这儿待一会，五分钟左右去找你。”
可汗走了。安德烈朝窗户转过身去。他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感觉很怪，然而由于身边空无一人，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想法，这些想法在餐厅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尽管那里也具备出现这些想法的所有必要条件。
当他回过头时，在窗外看到的东西（那是一段枕木，经由一丛疾驰而过的灌木或一棵树所点缀）变成了一个点，一秒钟之前那个点曾是它待着的地方。如果他所在的车厢是最后一节，那么那里应该只剩下一片空旷地带和在铁轨两侧摇来摆去的树枝了。
“如果瞬间之前存在的一切没有消失的话，”他想，“那么我们的火车和我们自己，就不会是表面上的样子了。我们就会成为半空中浮于枕木之上的乱糟糟的一团，就会像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蛇，而这些蛇的周围绵延着无边无际的塑料、玻璃和钢铁。可是一切都会消失，过去的每一秒和这一秒之内发生的事都会消失，没人知道下一秒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下一秒他还在不在。造物主会不会厌倦于创造一个又一个分分秒秒和分分秒秒中发生的事呢。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保证下一秒一定会来，而我们真正生活其中的那一瞬间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无法捕捉，只能回忆过去。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自己又是谁？”
安德烈在窗户上看见了自己透明的影子，努力想象着这个影子消失不见的情形，以及在它的位置上出现的新影子，如此这般，没有尽头。
“我想活着从这辆车上下去。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想这样，因为想要别的东西，无异于发疯。我也知道，‘我想活着从这辆车上下去’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尽管组成这句话的每个词没有意义。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谁，那么又有谁能从这里脱身呢？能去哪儿呢？如果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在我开始有了这个念头的地方，或者说在结束了这个念头的地方），又能脱身去哪儿呢？如果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就在这里，那么这个这里将来会在哪里？”
他又看了一眼窗户，天差不多已经黑了。道路两旁时不时出现白色的里程碑，在昏暗之中清晰可辨，像一座座小小的石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