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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邓颖超合影
前言
韩福裕在周总理身边当警卫员多年，曾受到周总理很多关照。
一次偶然，韩福裕为周总理理发，毛主席到西花厅，专门问了韩福裕的名字。韩福裕怕自己的方言主席听不懂，于是特意解释了一遍：
“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你这个名字好啊！”毛主席笑着称赞了一句。
“你这个名字，包含了中国两大军事家的名字，一个韩信，一个粟裕。”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不过坦白的说，给毛主席、周总理当警卫员虽说是很光荣的事情，但大部分人还是渴望自己能在沙场建功立业。
韩福裕回忆在周恩来身边时，也曾有警卫员思想较差，有的擅自到商场拿东西的，还有的人认为当首长的警卫员不如在战场杀敌提拔的快。
可韩福裕被选到周总理身边后，却一直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
“对人很平等，对自己很严格”
年夏，新政协筹备前夕，中央机关到师挑人，为周恩来选警卫员。
挑来挑去，选中了韩福裕。
韩福裕当时在部队当排长，调到周恩来身边以后，就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卫士，严格上来说，心理上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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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周恩来与卫士韩福裕一起散步
可能够被选为警卫，韩福裕在各方面的硬性条件，那无疑也是最好的。
有很对人以为，首长身边的卫士肯定不止一两个，一个卫士长，手下至少应该有十几个卫士吧。
可韩福裕却摇了摇头，刚到周总理身边的时候，周总理身边就只有三个卫士，一个卫士长成元功，还有两个卫士，其中一个张树迎，另外一个就他自己。
卫士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时时刻刻守护在周总理的身边，以及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三个人三班倒，也没有谁是比较特殊的那一个。
当然站岗的战士们不算在卫士之列，他们三个要算是有职务的那种，还要和寻常的警卫战士有所区别。
韩福裕的表现比较突出，倒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他不容易紧张。
“我刚到总理身边的时候，一般同志所讲的可能都有点紧张，我不紧张。”
周总理身边以前曾有个理发师，手艺非常好，可刚被安排给周总理理发的时候，紧张得不得了，一身的本事发挥不出来。给总理剃胡须，总也剃不干净。
要知道周总理的胡须是很硬的，早在战争年代，周总理就曾为胡子烦恼过，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之前，就要准备好几组刀片，后来长征时，因为弄不到刀片，所以就留了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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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抵达陕北后的周恩来
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颏就会一片漆黑。
工作繁忙的时候，周总理就会自备刀架，可理发的时候总还是要理发师来管。
后来韩福裕就成了周总理的理发师，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不容易紧张的。”
随着在周总理身边呆的时间越来越长，韩福裕就越来越容易感受到周恩来夫妇那平易近人的风格。
周总理右胳膊曾经受过伤，那是在年5月一次骑马中摔下来受的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导致治疗不及时，右臂永久性的向肩弯曲，不能伸展了。
因为胳膊受伤的缘故，周恩来自己穿衣服就有些不大利索了，韩福裕回忆称：
总理的右胳膊受过伤，穿衣服的时候，屈伸不大方便，我们就要协助他穿衣服。
有一次周总理整理装束，由于胳膊活动很不方便，韩福裕心里看了难受，于是主动上前弯腰帮周总理系鞋带，可周总理说什么也不同意，还把他赶到一边去。韩福裕在一边看着，看着周总理一只脚蹬在凳子上，弯着腰自己把鞋带系好。
还不仅仅只是如此，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都是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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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韩福裕才刚到中南海的时候，一开始并不熟悉周总理的风格，有一次他和总理一起到后厅，当时是冬天，后厅门很宽，挂着棉布帘子，韩福裕跟在总理身后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了几步，上前帮总理把帘子撩开。
不料总理却在旁边急切地说：
“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
这一切令韩福裕十分感动：
“当时周围没有任何人，就我们两个，我是他的卫士，职责就是照顾他，可他就是这样，真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对人很平等，对自己很严格、”
还有一次韩福裕记得，妻子霍英华刚到中南海，在邓颖超身边工作，开饭时霍英华给周总理盛了饭，等到吃完了以后，霍英华端起盘子就往外走，周总理紧走了几步到门口，帮霍英华把门打开，一直等到她出去以后，才把门关上。
对于这些小事，韩福裕记得都十分清楚。
“没有一点官架子，但很有气派、很有风度，一看总理就是领导人，对人的平易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人不能不感动。”
周总理安排韩福裕：让他到灶上吃饭吧
周总理身边的人一直就很少，韩福裕他们三个卫士，每个人轮班24个小时。
三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有时候还熬不过周总理一个老人。
其实也不能责怪韩福裕他们，实在是周总理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操在了如何让全中国人过的更好上面了，为此他总是忘我的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时间一到，必须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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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总理在飞机上
因为有些时候要迁就总理的吃饭、工作、睡觉的时间，三个年轻人的吃饭睡觉的规律也都完全被打破了，时间短一些还好，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
韩福裕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有一次他跟随周总理出去开会，会还没有开完，韩福裕已经扛不住了，肚子疼得直打滚。
周总理身边的警卫秘书医院去，医生一检查才发现，韩福裕是患了肠梗阻，可能是肚子里长了什么东西，要赶紧开刀，把打结的肠子解开。
手术做完以后，医院养了几十天就出院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关心韩福裕的身体情况，专门做了特殊的安排：让他到灶上吃饭吧。
当时周总理身边的卫士们，都只能到大食堂吃饭，由于条件限制，大食堂每周只能吃两顿细粮，其他时候都是粗粮，诸如玉米面、高粱面等等此类，而韩福裕身体处于恢复阶段，不能吃粗粮，只能吃半流食，出于关照，周恩来特别安排他和自己一起吃灶。
要说起来，周恩来的灶上也不至于吃什么好的东西，他和毛主席一样，灶上所有的粮食、蔬菜，都是要从自己的津贴里开支的，而且周总理一贯节省，所以吃得并不丰盛。唯一的好处在于，总理的小灶配备了专门的厨师，毕竟周总理忙起来有些时候顾不上吃饭，有一个专职的厨师，能够保证要吃的时候随时都能吃上热菜热汤。
不仅如此，邓颖超还把自己的牛奶也让给了韩福裕，这让韩福裕十分感动。
周恩来、邓颖超两夫妇的小灶，往常吃饭的人并不多，就连他的侄子侄女吃饭是也都要大食堂排队，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小灶，要么是过节，要么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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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疲惫的样子
而周总理安排韩福裕一起吃小灶，则要数难能可贵的唯一一次。
不过即便如此精心照顾，韩福裕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多少，三四个月后，韩福裕病情复发，到医院检查后说是肠粘连，是上次手术的后遗症，搞不好以后还要再犯，建议采取保守治疗。
这样一来，韩福裕的工作就要受到影响，他自己感觉，占着编制还影响工作，于情于理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况且周总理身边人员本就要少，于是找到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请求调到传达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何谦跑去报告周总理，结果被训斥了一顿。
“你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周总理痛心地说：
“韩福裕同志是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得病，他现在在我这儿占编制，不能工作，就是到别的地方占编制，也还是无妨工作。”
“他在这儿得的病，你们都了解他，也都了解这个情况，他不舒服休息一下，大家都可以理解，都能照顾他，到了新单位人家也不了解他，把一个病号调给别人，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
随后周总理做出了适当的安排：
“他不能跟我出去，可以给我管生活嘛。”
于是从年开始，韩福裕管了一段周总理的伙食采购。
“周总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绝没有高人一等的思想。诸如“他们是为我服务的”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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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
周总理始终记挂着韩福裕的这个病，有一次周总理和军委卫生部的傅连暲部长谈工作，闲聊时提到了韩福裕：
“我身边有个青年同志得了肠粘连，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好办法？”
傅连暲提到：“医院来了一个苏联专家，外科专家，让他看看有什么治疗的好办法。”
回去以后，周总理就安排韩福裕到医院找苏联专家，专家看后建议采取治疗。
周总理回去以后就打听，打听到了东北鞍山汤岗子疗养院可以做泥疗，于是特别批准韩福裕到汤岗子疗养院休养两个月。
对身边人的关怀
从汤岗子疗养回来后，韩福裕的身体依旧不是很好，不能安排重活，韩福裕心里总是觉得有些难过。
年，周总理到日内瓦开会，邓颖超也到了南方休养，韩福裕一下子无事可做了，于是请求中央警卫局，把他调回局里干一些工作。
中央警卫局把韩福裕调回来以后，安排他到西直门值班，由于韩福裕身体原因，三班倒的工作无法适应，很快就又犯病，医院做治疗，上级得知后，将韩福裕又安排到招待所工作，可韩福裕年纪轻轻，不愿意干招待家属的工作，于是又请求调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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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可这一次上级给了两个安排，一个是去西北兰州，一个是到东北吉林。
两个地方工作，对于韩福裕这样的病人来说不是很友好，可韩福裕还是要求调走，并要求前往东北，理由是当年参军的时候，韩福裕也是在东北参的军。
临走前，韩福裕携妻子一起到周总理家中探望，毕竟在总理身边多年，临走之前还是应该打个招呼。
周总理一开始见面没有多说什么。结果走之前，警卫局又找到韩福裕，并告诉他：
“你这个病现在还很难完全好，你调到东北，那里的医疗条件可不像在北京，万一犯病，抢救都不及时，有生命危险，你是不是考虑到修建部门工作。”
韩福裕认为组织上考虑的有道路，于是就答应下来。
就这样，韩福裕没能到吉林，而是留在中南海修建部当了党支部书记。
后来韩福裕才知道，自己这工作是周总理特意打过招呼的，周总理认为，既然是在他这里工作得病的，他就要负责到底，这让韩福裕内心十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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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韩福裕留在中南海工作，虽然不能像其他时候那样，经常看到周总理，但是在节假日的时候，韩福裕还是会主动前去看望。
没成想，又承了周总理一次恩情。
韩福裕女儿韩迎建小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结果有一次到周总理家时，邓颖超发现3岁的韩迎建有点对眼儿，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韩迎建远视、散光并斜视。
医院说要戴眼镜矫正，韩福裕正在犹豫的时候，旁边邓颖超已经发话了：
“眼镜要马上配，小孩子年龄小，容易矫正，眼镜要配质量好的，钱我来出。”
这个眼镜韩迎建一直戴到了10岁，到眼科复查时，除了右眼有度左右的远视外，其他都已经没有问题。
周总理、邓大姐对他们一家的关怀，让韩福裕的内心十分感激。
韩福裕晚年还提到了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周总理对身边人的关怀。
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出门去散步，哨兵在院子里站岗，还是站在路灯下面，周总理走过去对他说：“等我回来以后，你要把路灯关了，站在暗处去。”
哨兵不解其意，听周总理给他解释：
“你们搞警卫，坏人从外面进来了，你在明处，在灯下边，人家先发现了你，就会躲过你。你要是站在暗处，他跳墙进来就能够发现。”
任何一件平常大家都注意不到的小事，周总理却能十分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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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5日韩福裕与邓颖超等人合影（后排为韩福裕，左起依次为霍英华、邓颖超、王德芳）
有一件事让韩福裕印象深刻的是——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年4月，周总理受邀出席在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当时与会的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中国出席这次会议，必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一切也是敌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原本按照预定计划，周总理要坐上一家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因周总理做阑尾炎手术而临时改变了行程，飞机飞抵印尼上空发生爆炸，一场专门针对周总理的刺杀事件，因总理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飞机上除了三名机员幸免于难外，11名乘客以及5名机组人员同时遇难。
中方遇难牺牲的人中，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外贸部干部石志昂等等。
而在遇难人中有一位中办交通科科长，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钟步云。
钟步云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两人有很深的感情，事发后周总理十分悲痛，在见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周总理伤心的说：“高大嫂，步云是为我牺牲的……”
自此以后，周总理时常惦记钟步云的遗孀，并经常前往看望，还打听到钟步云有个哥哥，钟步云生前经常寄钱补贴，周总理后来每个月都拿自己的津贴不断的寄去给钟步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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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韩福裕夫妇瞻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时合影
年，周恩来病重时，收到了高秀英寄来的信，信中谈到了自己年事已高，六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希望能调回小女儿来照顾。周总理接信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去办。
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找到高秀英责问：
“你明知道周总理病重，还要写信去打扰他。”
高秀英一听十分激动：
“老钟生前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有，只有总理想着我，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才写信给他……”
周总理始终以宽广的心胸，无私地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周总理去世以后，韩福裕参加了各种有关总理的吊唁活动，后来回忆称：“当时骨灰盒两旁有六盆水仙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自此以后我就开始种水仙花。”
“那洁白的花，翠绿的叶子，鲜黄的蕊，总理的人品就像那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