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可
要像大眼仔一样开心哦
前两天散瞳做检查，我问医生：你确定我瞳孔打开了？
她说是啊。
我心里嘀咕，怎么没啥感觉，只有一点儿模糊。
晚上参加朋友生日宴，医生明大哥强烈主张把餐厅的主灯关了，说散瞳的人受不了，会眼睛疼。
我说没事儿他们也不信。
临睡前，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瞳孔啊，大约一直是散的，所以，所以。
负责我眼珠子的大夫性格很开朗或者说他就是觉得我可笑，老是哈哈哈。他列了几个数据，大概的意思是，你左眼弱视加近视，太久了，基本废掉；右眼远视、散光加花眼。我问右眼为啥要远视？他就一副“这得问它自己”的神情。他还给我说了右眼自我调节的跨度值，见我一脸懵，就解释说，它很努力。
总之，这么多年，我的右眼独自扛下了所有，它努力调节，弥补我左眼的不足，让我基本能正常生活，还因为我特殊的工作性质（用眼较多）而加倍勉强自己，所以它每天都在用百分之好几百的干劲来工作，是个劳模。然而铁眼珠子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折腾，所以它严重视疲劳，又这又那。
我婆婆在问候人的时候经常说：“最近挺好滴吧？不这不那滴吧？”
所以，“又这又那”就有点不好了。
当我明白右眼的苦心之后，感动得要哭。其实不是每个人的独眼都这么懂事，我很幸运。然后就想，肢体上的一个小小部件都这么努力，我凭什么不努力呢？昨晚第一百次被人说硬件不好云云，我争辩道：我是硬件不好，但我有限的硬件能带动强大的软件运转成这样就是奇迹。
我充满了信心，一蹦三尺高。同时也安慰了左眼一下，它不是故意的。
翻看我四五岁时的照片，左眼外斜得挺厉害。不过我眼睛的问题是八岁那年跟着妈妈去开会，被一位叔叔发现的。在那之前，我虽然一直知道左眼看不清，但总想，既然左手不如右手灵活，那左眼不如右眼看得清也正常，别人肯定都和我一样。
另外，小孩子不大照镜子，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个斜眼。
查出弱视后，我开始遵医嘱练习穿针、描红，收效甚微。
当时的医生说，弱视发现得太晚，治不了了。不过斜视可以矫正，等她长大了吧，长到她能承受这个手术的痛苦。
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眼神迷离，整个人看起来凄凄惶惶的。有个老师说我像受气的小媳妇，气得我不行。这种眼神不光是斜视的问题，而是整体视力差造成的，谁知道那时是远视近视还是散光。
30多岁，我终于做了斜视矫正手术，剪断左眼的四根眼肌，两根内眼肌截短一点，两根外眼肌往眼眶深处移一移，把眼珠子拉着往内侧转。当然这个对视力没帮助。
手术中，我瞪着被撑子撑得老大不能眨动的左眼，冲着主刀的主任嚷嚷：“你是个骗子，你说不疼！”他就嗤嗤笑，助手们也笑，BIUBIU地给我喷眼药水。
想起儿时那位医生的话，竟然是金口玉言。这么多年，医学依然没有发展到切眼肌、扯眼肌不疼的地步。
我放弃了殴打医生的冲动，指甲插进手心，牙关紧咬，努力保持不抖、不动。我不再说话。
当天半夜，我那个独立病房阳台的门和窗子被暴风雨吹开，哐哐乱响，窗帘呼啦啦像被撕碎了。当时的手术要求是，左眼手术，右眼也要蒙住不能使用，所以被惊醒的我摸黑下床，伸手向前，慢慢走向声音的方向，心里有些害怕。
我拒绝陪护的原因是，第一，手术小不值当得陪护；第二，家里的孩子小需要人带；第三，我贼大胆。
然而我竟然害怕了。风雨的气势太大，耳朵一向灵敏的我仿佛置身天打五雷轰的漆黑荒野，眼不能视会让恐惧加倍。那晚的风吹到皮肤的感觉至今都记得，又冷又疼。我想到电影里和生活中那些盲人，体会到他们的艰难。
我成功地摸索着关上了门窗，得意洋洋。潇潇风雨立刻与我无干，你们狂奔而去吧，不用理睬蜗居中的渺小人类。
我从小貌丑，搞文字工作的妈妈曾经很有才地把我的缺陷编成顺口溜，其中就包括斜眼。我眼泪汪汪，一语不发。眼泪汪汪的原因是，你是我的妈妈啊！一语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她说得也对。当我已经不怎么为外貌自卑，开始大大方方聊自己的斜眼时，妈妈又笑嘻嘻地说：“斜眼有啥？马斯洛娃就是斜眼，正因为这个人家都说她漂亮。”马斯洛娃是《复活》里那个苦命的女人。我嘻嘻嘿嘿，一语不发。走开之后又有点眼泪汪汪。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好像已经过了一辈子。
有一年我配了副近视镜，因为一直没有戴过眼镜，所以矫正视力很小，勉强提了0.2，但也可以让我看到一些远景了。我有点不敢看。虽然我眼前的世界远不如视力正常的人所看到的，但已经感觉到了清晰带来的逼迫感，这我没想到。
原来我早就习惯了混沌。那眼镜后来就不戴了。
一直对眼睛的事情念念不忘却不急着改变的原因还有，我从来没有看得很清楚过，以为世界就是眼前的这样。若我见过清晰的世界再遭遇眼疾，恐怕会非常不平。这一点来说，我又很幸运。有个小说忘了啥名，讲到一个男孩给了一个从来没吃过糖的朋友一块糖，朋友吃了以后就哭了，说我恨你，我尝到这么好的滋味，从此就会一直想着，这会让我难受。
有个朋友遭遇家庭变故，发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而我，就是没有见过“光明”的人，那些模糊、失焦、测距错误、指鹿为马，似乎不需要忍受就能接受。有时觉得房间很暗，而家人觉得够亮，如果能被体谅，为我的原因乐意把灯都开着，开到最亮那一档，那么感谢，这是确幸。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开灯，谁关灯就跟谁急。
我跟人打招呼，对方经常回头望一望，确定我在跟他说话。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左眼这熊玩意儿不知道又往哪儿看了，真管不了。某人有时会模仿我，看着我侧后方30度角的地方叫：“老李呀！”这个时候暴力事件必须发生。
因为聚焦困难，我确实本能地回避与人对视，显得心怀鬼胎。也因为视力问题，我有时会不搭理人。因为测距不准，我打球会比别人困难。这一切产生的影响我心知肚明，然而并不为此难过。
很多事经历经历都不错，不然老了没啥可回忆的。比如有一年我工作太累鬼剃头了，秃得跟个裘千尺似的，我选了两顶假发轮着带。有时候在办公室后仰伸懒腰，假发就掉了，赶紧捡起来戴上，坐下后笑得自己哆嗦。
都发生了不是吗，都过去了不是吗。
这次医生说，他可以给我做到双眼都有所改善，只是恐怕达不到我的预期。
还有什么预期呢？提一提最好，达不到也无妨。美术馆的楚航小朋友上千度的近视，也照样生活。有一次美术馆开研讨会，我坐在她旁边，她认不得我，我也认不出她。
其实真正的光明和清晰是与眼睛无关的。我们的心就是眼睛啊——这话有点像小作文，不过我是当真的。最需要完善的不是身体，而是身体里面的东西。我倒替那个初次吃糖的男孩高兴，从此他可以为了找糖游走四方。糖不是重点，而是他在找糖的同时，一定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他才知道，糖只是路引。
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倾听。不过在工作之前，我基本也在听，大约因为一直面对强输出型的人。因此我的听觉敏锐，有两层意思。然而听风听雨，总希望化为活水才好，听而然，听而否，听而启，听而发，有时也需要掩耳。
有人说，你耳朵好，跟你眼瞎有关。有道理。
可以有选择地听。有的艺术家说艺术的目的是赞美生命、歌颂大爱，这不是空话，我愿意听。有人说“因为我一生有如此大的成就，所以没有遗憾”，我姑妄听。
我庆幸自己没有看清楚过，以至于减了不必要的念想。然而若能看清楚，或曾经看清楚，不管以后黑不黑暗，我也愿意忍受。只是要顺命而为。有人说逆天改命，但他多半不知道天命是啥，那逆个谁来？所经历的，无非是所该经历的。
散瞳之后视线没有预想中模糊的我，得意之后尝到了苦果——一周多过去了，瞳孔迟迟不恢复。我瞳孔大张，不知死活地望向天光，不知不觉被刺伤，视力比起以前来更加不如了。这两天才勉强好了一些。
好吧。做一个老实人，闭眼等光。它将至未至，等我得失两忘。
番外：
医院，想确定手术事宜，医生说，视力确实提高不了太多，也就矫正一下远视。
不做了。是该梦结束的时候了。
回去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上吧嗒吧嗒掉泪，就当洗洗眼睛吧，一事休，诸事启，句号谁不会画。
某人拍了拍我手。过了一会，他问：“你看能看见路边金德利三个字吗？”
“能。”
“那就好，想进去的话就不会拐错。”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好好保护我的眼，等老了一起用。”
壹点号可说